2019年11月10日6時許，時某在四川省綿陽市涪城區某快餐店工作時，其放在收銀臺處一部價值1722元的手機被盜。同日17時許，時某報案，民警經偵查發現一男子在該快餐店盜竊手機后進入附近一網吧，使用付某的身份信息上網。2020年5月8日，付某被抓獲，次日被取保候審。付某在公安機關表示認罪認罰，且對被害人進行了賠償。2020年6月15日，案件被移送至綿陽市涪城區檢察院審查起訴。

【檢察履職】

第一，保障權利，細致審查。

為切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權，檢察官向付某說明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及法律后果；告知其享有獲得辯護律師辯護或者值班律師提供法律服務的權利；告知輕罪案件雖然刑罰較輕，但仍會在個人檔案中有記錄，對其有不利影響。隨后幾天，付某多次來電咨詢，檢察官從情、理、法的角度，講解刑事案件的性質、檢察機關公訴和法律監督職能等。

在此基礎上，檢察官重點審查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，向付某核實其是否充分獲得有效的法律幫助、是否充分了解所認之罪的性質及由此可能要承擔的法律后果、偵查機關是否存在違法取證等情況。在此過程中，檢察官發現付某的反應存在異常。檢察機關迅速安排值班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。付某表示，因為不清楚被定罪的后果，當偵查人員告知“事情不嚴重，賠錢就可以回家，否則將被關押”時，他才“供述”了盜竊經過，編造了“銷贓”過程。

檢察官認真審查偵查機關移送的案卷材料，發現除付某的有罪供述外，其他證據的證明力較弱，且有諸多疑點。為此，涪城區檢察院啟動偵查活動監督程序。

第二，主動調查，查明真相。

為查明案件事實，圍繞證明付某是否有罪、偵查機關取證合法性等問題，檢察機關主動調查核實。檢察官仔細審查付某的辯解內容，根據生活、出行以及消費方式，要求付某提供其活動軌跡的證據或線索。檢察官在其手機內發現有共享單車騎行數據，并找到了案發當日和前一日其在眉山市的騎行記錄。隨后，檢察官到眉山市調查核實，了解付某的生活信息、活動軌跡，發現付某案發前后一直在眉山市生活、工作。

為此，檢察機關引導公安機關偵查取證，提出了17項補充偵查事項。通過補查發現，犯罪嫌疑人在綿陽結束上網的時間，與付某在眉山與同事通話的時間，間隔僅1小時。綿陽與眉山兩地相距200多公里，付某當月沒有公共交通出行記錄，他也不可能當天在1小時內駕車從綿陽到達眉山。同時查明，付某于2016年、2018年因身份證丟失，補辦過兩次。

至此，辦案人員查明了真相：2019年11月10日，犯罪嫌疑人作案后到網吧上網至中午。而付某于案發前后均在眉山市，不具備作案時間，沒有實施盜竊行為。因付某曾在綿陽上學期間丟失過身份證，犯罪嫌疑人使用付某的身份信息登記上網，偵查人員由此錯誤鎖定了付某。

第三，正確處理，建立機制。

查明真相后，檢察機關以無犯罪事實為由，對付某作出法定不起訴決定，監督公安機關撤銷取保候審，發放賠償款，對時某手機被盜案重新偵查，并向公安機關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。同時，檢察機關出臺了認罪認罰案件證據細節審查制度，涵蓋引導取證、證據開示、訴訟監督等內容，推進認罪認罰案件風險全域化管控，構建認罪認罰案件防錯機制。

【典型意義】

第一，案件有分殊，證明標準無區別。所謂的“大案小案”“繁案簡案”，只是涉案標的、辦案模式等不同，但在證明標準上不應有區別。對于小案的審查辦理也要“求極致”，不能因為案件“小”、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，而放松對全案證據的審查，降低證明標準。

第二，全面用心審查，確保認罪認罰自愿真實。認罪認罰的本質在于“自愿”。面對一份有罪供述，檢察機關要仔細審查以下內容：辦案人員是否充分告知和保障案件當事人合法權利；犯罪嫌疑人是否正確理解認罪認罰的法律后果；取證過程是否符合法律規定，言詞證據能否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。要結合事實、證據和律師意見，綜合審查判斷，以確保認罪認罰自愿性，保證有罪供述的真實性。

第三，延伸辦案觸角，保障案件質效。在審查案件時，檢察機關采用主動調查核實的方式，依法收集證據，查明事實，并與引導偵查機關補充偵查的方式相結合，推動全面提升執法和司法辦案水平和效率。

（本報記者曹穎頻?通訊員熊妮娜?鄭鴻燕）